返乡创业：被“川妹子”刺激出的决策

老邓年纪其实不大，78年出生的。在当下的农村，不要说纯农户，就是兼业农户，你也很少能找到这么年轻的。他是1995年高中还没毕业就出去打工的，在杭州的娃哈哈。问他为什么回来了，他说，有个当初一同打工的四川小姑娘回老家了，临走时撂下一句：“在外面干得再好，不如回家自己当老板。”这话严重刺激了他，中华儿女多奇志，此时不搏何时搏？

2000年，他毅然决定回家。一开始是做小生意，卖烧饼，一天能赚100块钱。有了原始积累后，01年去当建筑工，顺便给当地一家企业运送木材。03年小有积蓄后，开始承包工程，当了包工头。

和我们在其他地区的发现类似，老邓也是在07年左右决意退出的。一面是宏观调控锋芒所指越发明确，建筑行业、房地产业几近巅峰；一面是土地流转政策逐渐放宽、农业扶持政策越发明显。这让老邓找到了一条合宜的退身之路，他觉得，把地种好，也能做成一门产业。

干农活儿这件事，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以前至多农忙时帮着背背稻子，至于插秧、种子、病虫害、农业机械方面的知识，可以说一无所知。这种零基础却要速成的狂想，让他种了几十年田的老爹也十分不解：“没见过种田发财的。”

老邓现在的承包总面积为2660.8亩，涉及S、Q两个村，其中S村是他自己所在的村，Q村是他岳父所在的村。现在看来，这在“家庭农场”刚刚进入“一号文件”表述的当年，是明显超越了“适度规模经营”的“适度”二字。这样的经营面积，并不是最大，还说不上是特别大规模的资本下乡，但显然也远远突破了一般的“大户”界限。

这符合我们在其他区域调查的经验。农村的土地流转在最初往往就是带有礼俗性质的，即儿子打工、无暇耕种了，流转给已经分过家的爹，或者兄弟、姐妹、亲戚，这种礼俗式流转一般是不收取租金的。特别是在农业税费年代，种地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你逃脱农村、逃离土地，是在摆脱负担、甩包袱，别人替你耕种，不问你要钱就不错了。当然，一般地，耕作者会被授权拥有这片流转土地上的部分甚至全部产出。

当市场力量进一步探入后，特别是大资本进入农村后，地价会被抬升，传统的礼俗式流转的动力会被撤除，当拥有闲置土地的农民面对提供更高地租（而且是货币地租）的经营资本时，很少会不为之动心，这时，流转就从免费的礼俗性质转变为收费的交易契约性质了。

但是要在传统村庄的熟人圈子里做大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还要遭遇不少人情世故。老乡们要算计，你小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万一你将来经营不顺，你赖账我们也拿你没办法。所以，反倒是在本村承包会阻力重重。老邓于是首先在Q村打开突破口，待做出效果，才转回头来开辟S村战场。协议是老邓与农户直接签的，这里面，Q村涉及133个农户，S村涉及82个农户。村委会起到的是沟通协调作用，但不直接参与其中，也不为之背书。

由于一开始对规模经营的成本收益没有概念，老邓在Q村与农民协商的承包费是500斤稻子/亩，每年10月31日按当时的水稻市场价格现钱结算。后来他发现给高了，难以保本。于是在S村时就定为400斤/亩。在我们看来，这确实是高价。根据我们之前在上海郊区的调查，同期沪郊农村的平均承包费也不过才550斤/亩，但是承包者实际上却是可以种菜的（种菜的成本收益率比种粮可是要高得多），对此本地农民多半睁只眼闭只眼（按照惯例是“看品种下菜碟”，不同的品种收不同水平的租金）。

规模经营：在零敲碎打中累积改善

规模经营并不是个新问题，从坎蒂隆到魁奈、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一路到现代经济学舒尔茨等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正反双方都能列出一堆理由。如果到现实中去发现，还会有一些看上去非常偶然的线索。比如耕地的细碎化问题，怎么形成的呢？多半的原因还是初始分配时的公平考虑。所谓家庭联产承包制，实际上就是时隔三十多年的第二次均田，每隔一段时间，这种均田的群众基础和内在动力总会被某种强大的社会情绪推动并付诸实施。

村民组（自然村）已经是一个相当小的农民认同基本单位了，但生产经营单位还是家庭户。即便是200个人的村民组，要在改革之初的分田到户中把土地分配好，也绝非易事。总要有好地、坏地、荒地、滩地、盐碱地、低洼地、灌溉条件好的地、灌溉条件差的地，怎么分呢？只好萝卜白菜，一样挑一点，平均分配。但是地理空间上的土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是东西南北、七零八落，大部分农民拥有的耕地是绝少集中连片的。本来人均面积就不多，再散布四方，无形中就增加了很多耕作成本。

这样一来，从纯粹的技术角度上说，土地流转也就成了改变这种局面、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所以大户也好、企业也好、合作社也好，都是希望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完成土地的集中连片，然后进行土地整理、修机耕道、修渠，实施机械化运作。

老邓也是这样想的，包地的时候主动权在他，尽量选择连片包下来，如果连片之中就是有一两户不愿流转，那么通过村委会，将他们的耕地按原数量“平移”到连片的“边缘”位置，这种做法也是民间常说的“确权不缺地，动账不动田”。就是说，在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这个账簿上，你有几亩地，这只是一个数目字，这是你的承包经营权，你的原始股，这是受法律保护是不会动的，是会永保你得以分享在集体收益中对应的那一部分地租或红利的。但是你不能死死咬住说，我要的就是最原始的那块土地（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这是不能确保的，因为总要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流转来流转去，很多年过去，你的子孙甚至也早就脱离农业、五谷不分了，让你去确认你的地在哪里，你也认不出来了。

老邓与农民签的承包协议期限为Q村十年，S村五年。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这就是地价的力量，当土地价格处于上升轨道中时，人们当然不会愿意一次锁定那么长时间的收益不变。这在发达地区农村、在种植经济作物的承包户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在上海、苏南地区的种瓜果蔬菜的那些农民，地租可以高达1400-1800元/亩，租期则短到一年一签。一方面，这与作物品种有关。这类作物一般不能在同一块土地上长期耕种，比如西瓜对地力的汲取和破坏就相当大，所以出租土地给别人种西瓜的农户，就要做一锤子买卖的打算，一次性收取2000元以上的高地租作为补偿。另一方面，经济作物的高价格与发达地区土地价格的持续走高也是重要的诱因。如此高的地租下，这种佃农经济还能大面积存在，跟消费需求庞大、经济作物收益率奇高不无关系。2008年初的全国性雪灾是一个转折点，它让很多大城市转变了对零星存在的郊区农业不屑一顾的姿态，转而大力扶持，提高自给率特别是绿叶蔬菜的自给率。

老邓的种植结构，与当地的一般农户差不多，一季水稻加一季小麦，还有蔬菜、水产若干。在访谈中，他详细讲述最近4年的水稻经营情况：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点：第一，如果说规模化是现代农业的大势所趋的话，规模经营也存在一个边界问题，从效率上看，就是看产量、准确地说应该是单位产量；从效益上说，就是看单位纯收益。第二，规模经营的单产提升有其限度，这主要受农业经营管理方式的影响，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精耕细作不同。第三，规模经营的成本构成更加复杂，它包含了小农经营模式下的全部成本，但还要不可避免地支付雇工成本，这样大的经营面积，势必要有一定的“管理层”及常年雇工，这些人就是企业管理人员和农业工人，是要支付工资和发放奖金的，而一个自耕农是不会把自己的劳动投入纳入成本收益分析之中的。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规模，每年的前期投入就要100-200万，如果用魁奈在《经济表》里的框架，这些都是农业生产者的年预付，而这种资金链的紧张，一般发生在每年9、10月份集中支付承包费的阶段。

我问他的自有资金比重是否方便透露？老邓讲，起步是131.8万元。第一年全部自付。第二年主要向银行贷款。现在银行贷款有67万元，贷款的银行为Q镇农业合作银行。此外，现在账面上盈余20-30万。他在09年也跟风搞了个合作社，5个成员（法定5人以上组成合作社，但由于多数合作社是为“对接”上面的补贴，所以为避免利益分配中的纠葛，也就止步于5人）。合作社中他是主管，其他有3个管理人员，1个只出钱不参与管理。自己拥有75%的股份。但他不会以合作社的名义贷款，因为自己就是法人，如果贷款出了问题可能还要找到自己的头上。更何况，以个人名义贷款，手续更简单，步骤更便利。银行对合作社考察很严格。

在农业补贴方面，当地政府对大户的补贴是20元/亩（种粮大户10元/亩，粮种补贴10元/亩）。这是根据地方财力提供的补贴。国家的补贴是137元/亩（农田直补60元/亩，种补70元/亩）。

管理创新：从互相提防到激励相容

老邓在经营管理上颇有一些创新。

从管理结构上看，包括他在内的纯管理人员4人，另有负责田间管理的小队长14人，这14人是常年雇工，每人管理近200亩地，在技术、灌溉等方面提供支持。这14个人一般年纪都在50-6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外出打工受到年龄歧视，散淡生活种点田地等待养老又为时过早，却又正是身体条件允许、农业经验达到巅峰的时段。所以，他们是乐于将身份转型为农业工人的。对于这14个小队长，老邓的激励措施是，在他们所管的面积内，水稻单产超过950斤/亩、小麦单产超过600斤/亩的（这里小麦亩产较低），超出的部分由老邓与小队长对半分红，也就是一种绩效工资。这是第一个创新。 

21世纪，最贵的是“活劳动”。在通胀岁月里，“活劳动”的可变成本有时是惊人的，利润“挖潜”也多从这个领域出来。由于农业的季节性很强，虽然粮食作物的种植在机械化条件下已经极大地解放了人力，但在农忙时节如插秧、特别是收割时还需要大量辅助劳动力。而这个时候农村劳动力总是比较抢手。

老邓讲，单就收割而言，他每亩需要3个工，一年需要8000个工。平时60岁左右的老年妇女劳动力价格也已达到70元-90元/天了，到农忙时候，在外务工的壮年劳动力回乡帮忙，要招揽这些见过世面的人帮忙，没有150元/天是做不到的。但这样做效果又不尽如人意：一来，按天付酬，人们总是倾向于磨洋工，早上晚点来，晚上早点走，劳动强度参差不齐；二来，那些常驻本村的老年劳动力心理失衡，他们想，凭什么我们这些人平时只拿70块的工钱，不行，下次一定要涨价。

老邓就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从2010年开始，他改用承包制形式记发农忙时雇佣辅助劳动力的工资，以面积为单位，标准是20元/亩。被雇的人自带收割机，将粮食收好后运送到指定地点（1公里范围内的存放处）。这样下来，三人配一台收割机的话，一天下来可以收50亩左右，平均每人可赚300多元，效率最高的时候可赚500元左右。既提高了收割效率，又由于是按面积计算的多劳多得，对常驻本村的老年劳动力没有产生很大刺激。这是第二个创新。

这个创新其实就是经济学里面间接定价理论的一个生动运用。当劳动的交易效率低——也就是劳动贡献难以在过程中准确测量，不易于直接定价，只能根据市场对其劳动的检验来判断，那么，要避免对这类劳动直接定价的高交易成本，同时保证这类劳动者的积极性，将他们纳入企业内部分工并赋予一定的剩余权利，从而利用剩余收益给予其间接定价，就是一种合理选择。说白了，间接定价就是一种事后算账，就是承包，就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在我提问老邓粮食的晾晒问题时，他旁逸斜出地讲到了又一个管理创新。为什么我要问晾晒问题呢？在几个地方的调研都给我这样一种印象，在机械化的辅助下，农户的种植能力已经大大超过了他实际自有承包面积的十倍甚至百倍不止，但有两个因素会阻止他通过土地流转扩大规模。

一个是承包费问题即地租问题，在地租逐年提高而且涨幅一般都要高于粮价涨幅、单位产量的规模收益又多是递减的情况下，规模农业的盈利性堪忧；另一个就是晾晒问题，粮食种植的面积可以扩大规模，但若没有充足的晾晒空间，收上来的粮食一经发潮变质，不仅要损失价格还要损失数量（因水分评级是量价联动的，具体计算方式此处不展开了），一般农户是不会投入巨资购买烘干设备然后静待其折旧的。但大户也许不同，一定上了烘干设备。所以我问了这个问题。

果然，老邓说他在2010年购置了4台烘干机，每台国家补贴3万、自付9万，每台每天可烘干15吨稻子，这就可以做到边收割边烘干边销售了，不受天气的影响。

在没上烘干机之前，有一年，他曾经烂了6万斤的稻子，这些稻子只能以每斤5毛的价格卖给别人作为喂鸭子的饲料。他从这件事里受到启发，每年水稻割完、离小麦下种还有20多天的时间，机械化收割，地里总会有不少遗漏的稻子，这些“鸡肋”，捡之费劲弃之可惜，但是为什么不让鸭子帮忙去捡——捡到它们自己肚子里呢？

于是，2010年他开始自己养小麻鸭，不好的稻子就给自己的麻鸭吃。每年水稻收割后小麦下种前的这段时间，就用网圈地，关门放鸭。他预计一亩地漏掉50斤稻子，一只小麻鸭一天吃2两稻子能吃饱，所以每天圈4亩稻田，放1000只鸭子进去敞开了吃。第二天再换四亩，如此反复。这样他每年在麦稻交替时节养两批共3万只小麻鸭。鸭子进到田里后，把水渠里的水变得很“肥”，老邓又琢磨，“肥”水不流外人田，总要利用它再搞点什么。他就在里面养泥鳅。这一条循环产业链让他做得乐此不疲，可谓是第三个创新。

老邓乐于学习，很较真。我们前面已经说到，规模化经营的单产，一般来说没有小农经济一亩三分地上的那种精耕细作来得高。老邓也很在意这个事情。一次，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农问他：“你今年一亩地打多少粮啊？”老邓说：“950斤吧。”这老农哈哈大笑，说你这太低了，我那两亩地，单产1300斤。老邓对我说：“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学习，你比我多30斤，我就觉得你一定有值得我学的地方，你比我多300斤，这也太多了，我就更得学习了。”但在学习之前，他开着手机GPS把老农所称的“2亩地”兜了三圈，最后把三次平均计算下来，确定：这实际是2亩半。老邓这就放心了，2亩半的话，实际上的单产不过1040斤，比我高100斤，这还是合理的。 

这个情节在很多调查中都会碰到，这就是所谓“黑地”问题。标准亩是667平方米，但各地的丈量习惯又五花八门。在农业税费年代，土地承载着税费负担，少报、瞒报的现象比较普遍，这就造成实际的计税耕地面积与实际耕地面积之间是有一个差额的。加上有些农民自己开垦的荒地，也是不列入承包面积的，这导致现实中的耕地面积有可能比数目字上的那个18亿亩（最近一次土地调查结果是20亿亩）要多，假定这些年我们严格遵循了保护基本农田和耕地、建设用地占补平衡这两个原则的话。这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我们的耕地资源也许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第二，我们的粮食单产也许没有想象中那么辉煌。实际上我们的单产还是有很大增长空间的，袁隆平的亩产2000斤攻关项目要走下神坛，从理想状态下的科学实验走向大面积的农业技术推广，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